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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迎腐败增速远超GDP去国企就靠裙带关系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5:58:08 阅读: 来源:化学试剂生产家厂家

张维迎:腐败增速远超GDP 去国企就靠裙带关系

我必须坦率地承认,过去十年,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,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。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,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就业,使得大学生就业更难了。因为许多大学生去国企就业是“托关系”,而不是才能,这就不是公平就业机会。这些学生进入国企工作的话,就会形成新的裙带关系,进而形成新的不公平。

一个经济,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%,不能叫做市场经济,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。  “社会的变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两个,第一个是领导力,第二个就是理念。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指出,在过去十年发生了一个变化,就是我们的一些理念不再正确,“从体制改革角度,无论经济体制改革,还是政治体制改革,可以叫做基本停滞,甚至倒退的。”  张维迎表示,过去十年没有经过改革,所以我们的社会矛盾,特别是腐败非常严重,“我必须坦率地承认,过去十年,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,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。由于腐败增长速度很快,所以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,机会不均等,在这个情况下,我想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。”而现在矛盾的激化,可以说是过去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的市场改革所导致的。  对与未来的改革的总目标,在张维迎看来,就是建立一个公正、自由、法制、民主的社会,这个大目标。其中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非常重,而且建立一个平等、自由的市场的经济改革最重要。  “我觉得中国未来十年,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降低到10%,我指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,在GDP当中的比重,而不是它的企业的数量。”张维迎指出,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%,不能叫做市场经济,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。  对于国有企业效率低问题,张维迎认为,国有企业最多的问题,还不在它本身的效益,而是它带来的外部性,使得企业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,“只要国有企业主导,不可能有公平竞争。国有企业一定是靠特权维持的,而这种特权,名企业家就不可能真正去创造,他们可能要花好多的精力,或者国家分配的资源,他们也没有安全感。”  眼下正是毕业季,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却遭遇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。对此,张维迎表示,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,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就业,使得大学生就业更难了。因为许多大学生去国企就业是“托关系”,而不是才能,这就不是公平就业机会。这些学生进入国企工作的话,就会形成新的裙带关系,进而形成新的不公平。  张维迎:  我认为社会的变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两个,第一个就是领导力,第二个就是理念。理念呢当然包括每个人的理念,但是在变革期间非常重要的,就是处在领导位置上的理念。那领导力呢,它是指的,是一个掌控社会、管理社会、引导社会的一种远见卓识,也包括他的技能。这样可以接下来划分,理念可能正确,也可能错误,领导力也可能强,也可能弱。所以有四个象限。第一你有正确的理念,也有很强的领导力。第二是有很强的理念,但是领导力是弱的。第三是你的理念是错误的,你的领导力也非常弱。第四就是理念是错误的,领导力又很强。  应该来说,最好的是第一个,就是好的理念,强的领导力。最糟糕是第四个象限,观念很错误,但是领导力很强。我们看过去中国几十年的历史,可以总结在这样一个图里面,首先从1949年到1976年,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力,他是有很强领导力的人,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的,但是他的理念是错误的。改革开放之后,在邓小平的领导下,邓小平呢,我认为是在第一个象限,他有正确的理念,也有强的领导力。在过去十年发生了一个变化,我们发现我们一些理念不再正确,但是好在领导力还比较弱,所以还不是特别灾难性的,尽管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。  下面这个例子再给大家讲一下,我们过去的十年,从经济增长到各种指标,增长率,中国的国际地位等等,都是进步很大,但是我们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,我认为呢,我们中国的社会矛盾是越来越突出。但是十多年前,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,但是大部分人都同意,现在的和谐程度比十年前低多了。另外从体制改革角度,无论经济体制改革,还是政治体制改革,可以叫做基本停滞,甚至倒退的。那么大家问,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是停滞了,而经济又取得了最好的增长。这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5年的红利,这个红利包括私有企业的发展,国有企业体制改革,特别是朱镕基时代,国退民进的改革,还有2001年,在江泽民朱镕基手里的,加入WTO,如果WTO,过去中国的十年不可能这么增长。在2001年的时候,中外汇储备就两千亿美元,我们知道是三万四千亿美元,都是加入WTO之后实现的。并且我认为,如果没有WTO,中国过去的十年改革会倒退得更厉害,所以开放对中国改革非常重要。  但是正因为过去十年没有经过改革,所以我们的社会矛盾,特别是腐败非常严重。我记得1992年,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,跟学者讨论中国腐败,他们都非常担心,我说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,这个问题不会太大,但是我必须坦率地承认,过去十年,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,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。由于腐败增长速度很快,所以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,机会不均等,在这个情况下,我想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。当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,你让人们有很好的道德观念是不可能的,所以说现在矛盾的激化,可以说是过去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的市场改革所导致的。

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前二十五年,前二十五年改革的理念和它的领导力。我们现在好多人讲到改革有各自的利益,所以改革非常难。好像邓小平80年代改革很简单,没有什么阻力,这个观念是错误的,80年代的改革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,这种阻力包括意识形态的阻力,也包括既得利益的阻力。特区的开放也是相当艰难的,一开放了,就出现走私,也出现了腐败。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重义经常会拉到北京来做检查,但是呢,他的理念和领导力使他仍然推动了广东的开放。

加入WTO是很重要的过程,因为关税的趋减和好多配制,使很多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危险,但是朱镕基很坚强,那时候朱镕基被骂为卖国贼,那时候朱镕基压力很大。李鹏比较保守一点,在WTO上面,李鹏说过这样一句话,在争论很厉害的时候,李鹏说,管他的,先加入再说。实际上的话也是有底气的,作为一个优柔寡断的人,就不会这样去做。

我经常举个一个例子就是高考,邓小平一上台以后,管两个事,一个教育,一个科技。教育的第一个事就是恢复高考,恢复高考,教育部部长很不同意,他们就跟邓小平汇报工作,这个高考很复杂,邓小平回答很简单,如果你们做得了就做,你们做不了,我知道谁做得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呢就给解决了。

大家看到我们过去的十年,我们的理念大大倒退了,我们从相信市场,更多的相信政府。从相信更多的企业家精神,转向相信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,所以导致了国进民退。改革前二十年,强调发展是硬道理,过去十年强调的是和谐,其实关键注意的是过多注意财富的分配。改革前二十年,特别是九十年代注意什么,建设法制国家,过去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。其实法制大大倒退。所以这些理念,就是我刚才讲的,我们今天各种社会矛盾的重大出现。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好,所以出现了中国模式,这个模式,有些官方领导人也很喜欢,我觉得这个中国模式是完全错误的,它强调的是国家和国有型企业主导。我的简单的感想是,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,就是国家干预越来越少,国有企业越来越小,而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问题,就是国家企业仍然很多,国有企业仍然很大,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。

所以未来的改革,我们要有总的目标,那这个目标呢,我认为呢,就是建立一个公正、自由、法制、民主的社会,这是大目标。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重,而且经济改革最重要的,仍然是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市场,这里边我觉得,私有产权制度是最有重要的,在座有很多我们国有企业,我很抱歉我必须批评他。我们现在国有企业,从效率的角度,我想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做很多计量模型,这个很重要,但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,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它,而且我们看看中国的统计年表就知道,在2010年,工业部门,国有资产占的资产的42%,但是的创造的产值是27%,创造的增加值是30%,提供的就业是20%。就是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做一个比较,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效率是相当低的。

当然大家,在座经济学家需要注意的问题,国有企业最多的问题,还不在它本身的效益,而是它带来的外部性,这个外部性,使得企业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。如果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话,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。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,国有企业不重要,只要有公平竞争就行了。我可以回答这个事,只要国有企业主导,不可能有公平竞争,至少中国的经验呢证明得非常聪明。国有企业一定是靠特权维持的,而这种特权,名企业家就不可能真正去创造,他们可能要花好多的精力,或者国家分配的资源,他们也没有安全感。

还有一个外部性,就是导致的道德文化,我刚才讲到,如果我们人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,我们不可能有道德。如果有大学生就业的时候,如果他能找到工作,不是靠他的能力,不靠他的成绩,而是靠某一个关系的话,凭一个优秀的大学生,有很好的正义精神,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。

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观点,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,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就业,也就是使大学生就业为什么更难了。因为国有型企业创造了不同等级的工作,在国有部门工作叫铁饭碗,比较地位高、身份高。所以凡是大学生,只要在国有部门工作当作就业,不在国有部门不当作就业。我看到好多人托人找工作,我问他,你现在在哪?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,一个企业工作,我说那就不是工作吗?他说这个不算工作,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。私人企业当成一个临时性过渡,这样就使大学生就业变成一个突出问题。当然我不是说它唯一的原因,还有好多其他的原因,那我觉得从行为意识上讲,这是重要的问题。

我觉得中国未来十年,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降低到10%,我指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,在GDP当中的比重,而不是它的企业的数量。而且我认为呢,一个经济,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%,不能叫做市场经济,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。

责权失衡的国企决策怪象  由于错位的关系,现在决策的有效性是偏低的。这也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当务之急就是要积极面对  现在的国企,尤其是央企,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:作为上市公司,是面向市场的,有交易所的监管法规来约束。但是现在很多时候,公司决策却不是公司层面本身就能决定的。  公司治理架构存在的问题是,中国很多大的国企或央企集团都是多元化业务的发展,很多时候会通过控股公司的结构把一部分业务板块组合去上市,从而形成控股公司下面有各个业务板块、上面还有集团公司,而集团公司一般不是上市公司,上市的控股公司的管理层是面向市场和交易所,要向股东或市场沟通公司未来的计划以及新的战略举措。按照国外来看,作为管理层,战略在董事会通过就够了。国内的上市控股公司上面如果是国企或央企的话,集团公司上面有国资委 ,层级很多。很多时候有些举措或想法控股公司说了不算,如果集团和国资委不同意,控股公司就没法实施。这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,但是由于过去大环境好,各个上市公司的业绩都看好,所以问题和矛盾不突出。这两年市场环境严峻,股东对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,这时,集团-控股公司-业务板块的决策错位所带来的矛盾就放大了。 眼下,是国企或央企开始着手解决公司治理架构中存在的问题的最好时机。  很多时候,同央企或国企交换名片时,一个人都是两张名片:一张是控股公司的,另一张是集团公司的,到底是以上市公司名义决策,还是以集团公司名义想问题,时常混淆。这些企业的战略或执行有很多缺位的地方,我认为这是由于组织架构带来的决策问题。上市公司的业务板块不一定是对上市公司董事长汇报,而是直接去集团层面汇报,因为知道跟上市公司董事长汇报也没用,这样一来就等于架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,但是上市公司管理层还是要面向市场和监管当局,上市公司处于一种责任都在,却没有权利的尴尬状态,目前来看,受此困扰的企业不在少数。  作为上市公司的管理者,如果没有得到集团的全面支持,很难向市场交代企业未来的战略或策略。这需要集团、国资委等多层级的人来拍板让上市公司去做事。重要的是,谁到底应该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?现在很多时候,集团和控股公司的管理层是两拨人,权利在集团,责任在控股公司。权利和责任是分开的。不管怎样设计,权利和责任都是应该放在一起的。  集团要权利,不要责任,没有市场压力,也不需要向市场道歉。随着这种现象越来越多,就有必要去面对和处理它,目前市场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时,就会发现盈利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,市场要给上市公司的压力会越来越大,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,而且现在来看这问题越来越突出了。有的是母子公司管控体系,有的甚至细致到决策流程,到最后问题的根源还是回到责任和权利不对等。这种情况下,设计一个管控体系的落地情形也各不相同。做得比较好的是神华集团 ,因为它的权利和责任是在同一层面。起码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复杂性,如果管理层有这种视野,就不必花很大力气去说服他,当集团遗留下来这种思维,要求只要权利,不要责任,就要花很大精力去说服,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。  首先要解决集团层面的问题,如果没有解决集团层面的问题,那就没有办法解决控股公司层面的问题,有时候,集团公司不愿意做出妥协,始终要把责任留在上市公司这边,股权放在集团,而责任在控股公司是一条走不下去的路。有了制度设计的保障还不够,关键在于实施。有时候,实施阶段的走样也很可怕。有些企业会低估管控的复杂性,值得欣慰的是,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了。  权利和责任对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,否则所有的提高盈利或降低成本的举措都很难有效的实施。拿任何一个国企或央企来说,上市公司会碰到几种类型的问题:盈利开始下降;甚至开始亏损;准备走出去。当问题出现的时候,就要寻找新的增长点,如果大环境不好的行业,再去寻找新的增长点是不可能的,那就只好对内削减成本,可以变卖哪些资产或业务板块,当企业需要做出这种动作的时候,多层级的治理架构所带来的决策的不便就会凸显出来。  有一个情形是:上市公司的其中的某个业务板块的董事长也是集团公司的副总。这样带来一个很敏感的问题,一方面业务板块应当向控股公司汇报,但控股公司同时有得向集团汇报,谁是谁的领导就很难说得清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到底谁听命于谁,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。作为上市公司领导人,却管不了自己下面的业务板块,因为板块的领导其实也是是自己的上司。  由于错位的关系,现在决策的有效性是偏低的。这也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当务之急就是要积极面对。(董事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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